随着“精子库告急”“多地倡议捐精”“提倡大学生捐精”等新闻出现，一则12年前的旧闻也重新进入公众视野：2011年的“中国首例捐精猝死案”。这则旧闻也引发了舆论场上有关“精尽人亡”“捐精有风险”乃至“卖精须谨慎”的讨论，值得关注。
案件的起因简单，演变却一波三折：华科大在读博士生郑某，在校方（华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协和医院”）的倡导下自愿捐精，在11天内连续捐精5次，结果在第5次捐精时猝死。郑某家属与华科大同济医学院生殖医学中心、协和医院第二天达成协议，约定出于人道主义向郑某家属支付88000元费用，各方也履行了这一协议。
然而郑某家属事后声称不服，起诉要求增加赔偿额。一审法院认定，根据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由生殖中心分担50%的损失，再赔偿郑某家属42505.5元。
一审判决之后，离奇荒诞的情节也出现了：郑某父亲多方上访并提起上诉，认定郑某当天是“身中剧毒”而死，并称郑某猝死是“伪造的第二现场”，真实死因是“神秘的生物工程项目”。为此，郑某父亲还拿出“血衣”并移送境外进行化验检测，要求“查明秘密生物工程项目”，指控郑某之妻吴某“洗劫郑某生前证据”，要求法院改判并追加赔偿到四百万，并提出“移案北京，追加到一亿”。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郑某家属不服二审裁定，向湖北高院申请再审，高院裁定驳回。官司延宕三年之久，高院裁定驳回已是2015年9月了。
法院在一审二审中查明了以下事实：郑某在生殖中心所属湖北人类精子库签署了《捐精知情同意书》；第一次捐精前，精子库还对郑某进行了一般体检与各项检查，调查了病史与家系，确认郑某为合格的捐精者。而在事发当天华科大附属同济医院出具的医学证明里，也确认郑某系猝死。从这些文件来看，郑某猝死的原因已经排除了所谓“精尽人亡”，更不可能是匪夷所思的“下毒”。
从郑某家属的各种指控来看，生殖中心与协和医院似乎要为此背上无限责任。
事实上本案中郑某拥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做了一般体检与专项检查，生殖中心也符合《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标准，尽到了各项安全保障义务。郑某不幸猝死属于罕见的意外，与捐精本身的因果性、相关性是很难成立的。甚至可以设想，如果郑某没有捐精，而是在自己家里11天内5次进行性行为，那么也完全有可能诱发猝死。意外发生的几率固然极小，但落到具体的人头上确实属于“不可承受之重”，即便排除所谓的“无过错责任”，也给了“息事宁人”的交易空间。
就统计数据而言，全球每天都有近15万人死去，中国每小时有1200余人死去。就概率论而言，哪怕“恰好在某时某刻做某事的时候发生意外猝死”的情况总会发生，如果死亡地点的相关机构与人员“必须自证无责”，甚至“即便排除因果也必须承担责任/赔款”，乃至接受需索无度的赔偿要求的话，那么这无疑是在鼓励“有损失就必有赔偿”的“碰瓷”心理。
在本案中，基于人道主义酌情支付一定的费用本来意在“息事宁人”，郑某家属第一时间也接受了协议。但郑某家属并不满足于已经拿到的钱，要价越来越高，甚至冲到了一亿这样的数字，也编造了各种怪诞的阴谋情节，所以“息事宁人”的做法本身是值得反思的。
这则旧闻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其实是一次很好的宣传与改进契机，回应公众对此产生的种种疑虑，以改进“捐精”工作。
首先，“捐精”并非人人都能胜任，本身要符合相应的健康标准与各项要求；其次，符合健康标准的志愿者不必担心损害身体，坊间热炒的“精尽人亡”是个并无科学依据的伪命题；再次，对于捐精期间猝死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各方应在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前提下合理分担责任，通过医疗保险覆盖或是一条可行之道，从而避免事后的各种扯皮。
王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