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辉 陈周灿）居住在长白山、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其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记载，称之为“肃慎之国”。契丹建国后，女真族处在辽朝的统治之下。辽阳一带的女真部落，编入辽朝的户籍，称为“熟女真”；处在松花江以北、宁江以东地区的女真族，称为“生女真”。“生女真”没有被编入辽籍，但需要向辽进贡贡品。金国就是由“生女真”发展壮大之后建立起来的。
公元1115年（北宋政和五年，金收国元年），女真族人首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我国东北建立了金政权。之后势力迅速扩张，金天会三年（1125）灭辽，金天会五年（1127）灭北宋。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迁都燕京（今北京），占据了华北地区、华中秦岭、淮河以北地区，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强大国家，国号大金。
金朝（1115-1234）共传十帝，享国120年。金朝鼎盛时期疆域包括东北、华北、关中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南至大散关至淮河一线，与南宋对峙；西北与西夏并立；东北地区达外兴安岭，东临日本海。
金统治区内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金与辽、北宋的连年战争给北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北宋时全国的商业中心、最大的都城汴京历经金兵两次围攻。据《系年要录》记载“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当时汴京72个内藏库的金银、珍宝、锦缎被洗劫一空。掠夺者仅从皇宫大庆殿的柱子上就刮下几百两黄金。汴河也淤积成平陆，长满了酸枣棠梨。
河南、河北、山东很多地方（两河之民）都是“更经百战之后，田野三室之务，所至一空；祖宗七世之遗，厥存无几。”
据史料记载，11世纪北方气温降低，12世纪初北方气候更加寒冷，又长期干旱，影响了农业生产。因战乱、气候，北方的经济凋敝不堪，商业继十六国和五代之后，又遭到一次严酷的摧残。
在金朝统一了北方之后，大的战乱基本平息。13世纪气候逐渐回暖，经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以及金朝廷一些人士采取的积极政策，社会生产逐步恢复并有所提高。
到金朝第三位皇帝金熙宗完颜亶时，当政者积极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充分吸收汉族先进文明，经济社会面貌大大改观，“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到金朝第五位皇帝金世宗完颜雍时，女真族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随之社会经济达到金朝鼎盛阶段，“南北讲好,与民休息”，“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号为小康”。彼时，商业逐步恢复，并得到较快的发展。
金朝的手工业
金朝的手工业一方面继承辽、渤海、北宋的基础，另一方面发扬女真族固有传统，形成金国的时代风格。
手工业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皆有进步，有些技术和产品已经超过北宋的水平。特别是到金世宗时，社会逐步封建化，大批奴婢获得人身自由。接任金世宗是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璟时，金章宗在位初期，政治清明，世称“明昌之治”，他大力发展文治，尊崇儒家思想，文化水平走向巅峰，多次解放奴隶，手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金朝手工业可分为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两类。金世宗、金章宗时期，代表性的行业主要有纺织业、矿冶业、制瓷业、造纸和印刷业、火器制造业、造船业等。
1.纺织业。金政权入主中原之后，重视丝织业，规定要多栽桑养蚕。《金史》记载：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阙。在广泛植桑养蚕的同时，金朝迁徙大批中原地区的丝织工匠到东北内地，传播工艺，提高丝织品质量。金朝在真定、平阳、太原、河间、怀州五处设置了绫锦院，掌织造常课匹段之事。这也是五处规模较大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金史·地理志》记载有“上贡”或盛产某种纺织品的地区，分布着许多民间的纺织业作坊。通销于南宋的“番罗”“北绫”“北绢”等，反映了北方丝绢之盛。
2.矿冶业。矿冶业是手工业一个重要部门，它直接关系到王朝的财政收入、军事力量、农业生产力、生活日用以及商业、货币流通等的发展。金朝矿冶业的恢复和发展早在金熙宗时就开始了。
金朝行政区划为二十路，仅四个路有金银矿冶，为了多方发掘矿源，金朝的策略是由国家垄断改为“许民开采”，且给予极大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定三年（1163）“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税”。即由冶户自行开采金银铜矿，国家向冶户收取1/20,也就是5%的产品税。这比北宋时期的“二八抽分”（税率20%）要低了15%。如此低的税率对冶户来说是极大的优惠，从而推动了矿冶生产的发展。
大定五年（1165）政策进一步利好，官府准许百姓“射买”（租）银冶。这就初步确定了冶户与国家的承买（租赁）关系。
大定十二年（1172），取消坑税，允许百姓任意开采。金世宗认为，“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今国家财用丰盈，若流布四方与在官何异？所费虽多，但在民间，而新钱日增尔。其遣能吏经营之。”此时国家财政丰盈，连5%的矿产税也不收取了，藏富于民，只是希望民间不要私铸铜钱。
大定二十七年（1187），金颁布了一个惠农政策，“听民于农隙采银，承纳官课。”这里的“民”不是指采矿专业户，而是指农民。金朝廷为了使他们也得到一些利益，准许他们在农闲时采银。
由于金朝廷采取了承买和低税率的政策，极大刺激了采矿专业户，即冶户开采的积极性，国家因低税而广收，反而获得了巨额的金银，明昌二年（1191），“天下见在金千二百余铤，银五十五万二千余铤。”也许是由于库藏太丰，不需要继续开采了，明昌三年（1192）“以提刑司言，封诸处银冶，禁民采炼”。
不过，禁民采炼的弊端，很快就显示出来了。“国家承平日久，户口增息,虽尝禁之，而贫人苟求生计，聚众私炼。上有禁之之名。而无杜绝之实，故官无利而民多犯法。”所以，政策又扭转回来：如令民射买，则贫民壮者为夫匠，老稚供杂役，各得均齐，而射买之家亦有余利。如此，则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顾工，糜费百端者，有间矣。
金朝廷应用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把不利因素（矿源少）克服了，提高了矿产量，又使得国家获得了大量金银。大量的矿产品投放市场，既活跃了金银手工业的发展，又活跃了商品经济，可谓是一举多得。
金朝的铜主要用于铸钱。女真人统治北中国以后，商品流通迅速发展起来，对铜铁的需求猛增。由于少铜，政府规定民间铜器一律官造官销，禁止民间铸造铜器。到了大定十八年（1178），始许民开采铜矿。铜钱由国家统辖铸造，年产量最高达14万余贯。
金朝铸钱为保证质量，不但要加铅、锡，还要加白银，金政府禁钱时，金商人向南宋走私铜钱，换取南宋商品。民间也有私铸铜器的，主要是铜腰带和铜镜子。
煤的开采和使用在这一时期非常普遍。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这里的石炭，就是煤。庄季裕《鸡肋编》“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金兴定二年元好问《续夷坚志》记载，河南府“渑池出炭，炭穴显露，随取而足，用者积累成堆，下以薪热之，烈焰炽燃”，兵士和百姓“随取而足用”。
铁器制造业在金朝发展很快。金朝著名的产铁地区有云内州（今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土右旗、土左旗）、真定府、汝州鲁山（今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宝丰（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邓州（今河南省南阳地区邓州市）等。由于金朝后期禁铜加严，铁铸工艺品得以迅速发展，其技术水平甚至超过北宋。山西南部各地、石家庄人民公园中的许多铁狮，就是当时这方面的代表作。
3.制瓷业。制瓷业是金朝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之一。金朝建立后，辽、宋旧境内的瓷窑陆续恢复生产，女真族内地也开始建窑烧瓷，在制作技术和产品形式上有所创新。在质量和产量上都超过了辽和北宋。洪迈《夷坚三志》记载：邹氏，世为兖人。至于师孟，徙居徐州萧县之北白土镇，为白器窑户总首。凡三十馀窑，陶匠数百。范文澜、蔡美彪等在《中国通史》写道：“近年（1954年）在白土镇发现一件瓷瓶，瓶上刻划着‘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等铭记。”金熙宗时，瓷窑继续生产。世宗以来，各地原有的瓷窑得到逐步恢复。在东北地区有著名的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抚顺大官屯窑址位于今抚顺大官屯火车站东南，紧靠发电厂。创烧于辽代晚期，金朝前期广泛烧造，是我国北方地区金代瓷器的代表。辽阳江官屯窑也称“辽阳窑”、“冱官屯窑”，创烧于辽晚期，盛于金。以烧白釉粗瓷为主，兼烧白釉黑花、黑釉、三彩器等。白釉色白而微黄，黑釉色纯黑一所烧器物，以碟、碗、杯、盘、瓶等器皿为多。均施化妆土，黑釉产品多粗糙大器。
中地区的陶瓷业在世宗大定初年始得恢复，北宋时享有盛名的河北定州的定窑（今河北保定市曲阳县）、河北磁州的观台窑（今河北邯郸市磁县）、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河南禹县的钧窑（今河南禹州市）等都发扬了各自的风格，烧制出很多精品。
金朝准许民间经营瓷窑，官府在各瓷窑所在地委派“抽分官”抽税。如白土镇的瓷窑，其产品瓷瓶上刻制烧造窑户的姓名、年月的铭记，可确定为民窑无疑。
4.造纸和印刷。中都（今北京）、南京（今河南开封）、平阳（今山西临汾）、宁晋（河北宁晋）是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形成的金朝四大刻书中心。中都的刊刻业主要在国子监，称蓝本，是官作坊。所刻书籍包括经文、医书、文集、字典、诗文、戏文等。河东南路（今山西）所受战争创伤较轻，造纸、印刷业较为发达。今山西临汾的稷山竹纸、平阳白麻纸曾经闻名一时。金朝在平阳设立“平水书籍”（官书局），不但自己刻版印书，还负责管理民间书坊。稷山竹纸在当时数量多，质量高，使平阳（今山西临汾）成为金朝公私出版业中心。一时文人荟萃，崇文重教，读书风气很盛，“家置书楼，人蓄文库”。赵城县（今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广胜寺发现的大藏经，就是刻造于金代。从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至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经过25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将这套佛经雕印成功。共收佛经1570部，7182余卷。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潞州崔进之女崔法珍亲自护送佛经到达金都燕京(今北京)。大定二十一年，崔法珍再次将印刷佛经的经版护送到燕，藏于京师弘法寺内，这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雕印大藏经。
金朝已经有铜版印刷。山西绛县文化馆收藏一件金代“贞祐宝券”铜钞版，通长34厘米，宽19厘米，厚1厘米，重5800克。钞版为贞祐四年（1216）所造，距交钞改为宝券仅一年，从其磨损程度看，个别字迹已漫漶不清，可以想见钞版使用次数之多。
5.火器制造。金朝火药的应用和火器的生产技术，在北宋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其技术发展水平不及当时的南宋，但胜于北方的蒙古。
金对宋、蒙的战争中，金朝工匠生产出大批铁火炮，后来又改进为“震天雷”，用铁罐装上火药，用火点着，《金史》载“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著甲铁皆透”。此种兵器具有很大的杀伤力。金朝还有兵器“飞火枪”，其制法是“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许，实以柳炭、铁滓、磁未、硫黄、砒霜之属”，用绳缚在枪头上，临阵时点着，火焰喷出枪前十多步。蒙古军在与金军作战时，最惧怕这两种火器。金朝工匠在火药应用和火器制造方面的努力，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6.造船业。金朝船舶制造，较南宋落后。但由于内河航运、海上交通和战争的需要，造船技术仍然在北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海陵王时，官吏张中彦奉命建造巨舰。张中彦设计的“小样”（模型），精致到几寸长，不用胶漆，而头尾用“鼓子卯”自相钩带。
金朝工匠还设计了一种适宜于北方严寒季节在河道中行驶的船只。有了这种专用撞冰的船舶，寒冬腊月南方的货船仍可以行使在北方的河道上，此种船是近代破冰船的雏形。
都水监吏人著有《河防通议》一书，该书是现存第一部全面记述黄河河工技术的专著。书中“造船物料”记载，当时造船以每一百料为基本计算单位，对打造一百料船所需材料都一一规定了件数，每件的尺寸和重量。在“装船斤重”节，还详细地记载了不同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装载量。这些都说明这一时期的造船技术较前有所提高。
金朝手工业者的性质和地位
如同手工业可分为官营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一样，工匠也可以分为官匠与民匠。手工业直接生产者，主要是指官府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者（官匠），这些生产者分散在各种手工业生产部门中。在金、银、铜、铁等矿冶方面有冶夫匠，军器监有专制兵器的工匠，绫锦院有织工，国子监有雕字匠，少府监有随色工匠，裁造署有裁造匠，文绣署有绣工，织染署有染工。
在官工匠之外，民间也有从事各种行业的工匠。官匠是长期在官府中服役的工匠，他们的俸给包括钱粟和衣绢，此点和宋工匠同。民匠按日支给钱，是临时从民间召雇的，流动性比较大。以纺织手工业生产管理为例，《金史·百官志》中记载：
诸局作匠人请俸，绣女都管钱粟五贯石，都绣头钱粟四贯石，副绣头三贯五百石，中等细绣人三贯石，次等细绣人二贯五百石，习学本把正办人钱支次等之半，描绣五人钱粟三贯石，司吏二人三贯石。
从中可知，绣女都管是技术水平最高的，也是俸给最高的。其下有都绣头、副绣头，他们都是在直长领导下管理女工的工头。之后是中等细绣人、次等细绣人、学徒工辅导员、描绣人、司吏等。
修内司，作头五贯石，工匠四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军夫除钱粮外，日支钱五十，米一升半。百姓夫每日支钱一百、米一升半。
国子监雕字匠人，作头六贯石，副作头四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长行三贯石，射粮军匠钱粟三贯石，春秋衣绢各二匹，习学给半。初习学匠钱六百，米六斗，春秋绢各一匹，布各一匹。民匠日支钱一百八十文。
上面是《金史》的一段史料。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官手工业中生产的匠人的一般情况和他们所处的地位、身份和待遇。官匠中作头、副作头是属于管理层，地位较高。工匠根据手艺的高低分为等第（中等，次等），依分工不同而有不同的工种名称。同时还有学徒工。学徒工分为习学工和初习学工。其待遇各不相同。官匠基本上是沿袭中原旧制恢复和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