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是在知青农场，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时很兴奋，心情无以言表。四年大学生活很快过去，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推进，我回到家乡惠州参与了第一家企业（也是中国第一批中外合资企业——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的创立，一步步走到今天。”谈起自己创业之初，李东生满怀深情。
李东生告诉记者：“我当TCL集团的总经理是1993年，当年我36岁；当集团的董事长是1996年，当时才39岁。你当了企业最高阶的领导，就意味着很少听到别人对你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没有一种反思的习惯，就会不停地犯错误。所以，这个习惯是从自己当企业领导过程中慢慢培养起来的。因为很少人给你提出批评，你就得自己想一想，你做的事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不对的事要去改变。”
TCL发展的四个阶段
李东生认为改革开放分为四个阶段：首先，从1981年公司初创到80年代末，这个阶段是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那时候，中国企业大部分从非常低的起点开始，处于严重短缺的经济状况。那时候市场用大量购物证，不是有钱就能买到东西，而是要有不同购物票，这意味着市场有巨大的机会。那时候只要胆大，敢于尝试，就能有很多机会，可以说无论做什么，只要做好，几乎都能赚钱。
谈起自己的第一桶金时，李东生饱含热情。他说，最开始做磁带业务，当时，国内的录音机快速普及，特别是广东，有大量磁带需求，所以就带来了第一桶金。后来，电话机越来越普及，我们就最早一批做程控电话机，当时开发出国内首款无源延伸电话成为一个突破。电话机奠定了TCL的品牌，就是那个时候，公司高速成长，完成了初始资金的积累。
随后，中国经济快速成长，大量接收国外先进国家的经验。那时候的香港非常先进，他们的知识、管理方式、产业经验都非常值得借鉴。刚刚改革开放时，广东最早进来的是一批港资企业，当时香港的制衣业和电子业是两大支柱产业。而当时广东的改革开放对全国的改革开放有非常好的影响和辐射作用。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邓小平南巡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90年代，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企业快速发展，即企业从启蒙的阶段发展到逐步有了自己的经营规划、经营战略，并且要建立自己品牌的阶段。企业开始优胜劣汰，持续进步，尤其是那些在企业管理水平能力上，不断提高的中国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个过程中，自然有一批企业被淘汰。
1995年春，眼见那些价格高昂的日本品牌电子产品占据中国各大商场的核心柜台，李东生拍着桌子说道：“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民族工业就这样败下阵来，与外国兵团较量，TCL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
此后，TCL就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寻找机会。1998年，TCL收购了生产电视及数码影碟机的越南陆氏同奈电子公司，第二年在越南建立了第一个海外彩电生产基地。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向全球打开大门。2001年中国加入WTO，电子产业开放最早，中国企业也要适应从国内业务向全球业务转型。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建立自己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就在那个时候，TCL并购了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这两个大型跨国并购让TCL在短期从中国企业变成全球化企业。”李东生说。
第四个阶段是2008年以后至今，欧美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中国企业面临着巨大转型的挑战和机遇。中国经济恢复最快，而且利用改革开放多年形成的竞争力，快速地在许多产业领域赶上全球的领先水平，中国经济体量不断超越西方领先国家。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很多产业领域已经达到接近或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40年从经济上来讲，虽然我们从大变成更强，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毕竟我们的基础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的经济竞争力、工业能力，已经超越了很多老牌西方工业国家，我们现在是向全球领先的目标迈进。”
李东生意味深长地说：“我自己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回想起来，感慨良多。我从当初干农活的一个年轻人，到担任企业总经理的时候，才29岁。所以，这当中的变化非常大，这也是广东改革开放快速发展的缩影，时代给了这代人机会。”
技术创新迎接新领域增长
过去十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大企业必须在全球产业的角度来谋篇布局，来规划自己的未来发展。当然，与之相关的是团队，企业从中国走向世界，还需要有专业的全球化团队。所以，这些新的能力建设能支撑企业走到下一步。
提起最具有挑战性的技术创新能力，李东生充满豪情地说，TCL是以制造业为主要业务的公司，要有工匠精神，把产品做到极致才更有竞争力。在这个产业领域，人工智能是重要的发展方向。未来，各种终端产品都是高度智能化的，都能应用各种创新的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方兴未艾，未来可以应用的空间有无限的想象。
他告诉记者，TCL之所以在波兰建立一座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所，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基础就是数学计算、深度学习，东欧这方面的人才非常多，建立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所是希望在人工智能最底层的数学、计算方面能有所突破，能搭建起各种人工智能应用的数学模型。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是TCL美国研发中心、香港研发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
另外，在全球化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就是一定要在技术创新方面赶上世界水平。他说：“TCL当年的跨国并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技术发展的判断失误。当年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时，因为汤姆逊彩电拥有的彩电技术专利是全球最多的，但是其专利几乎全部集中在显像管，TCL没有想到彩电很快从显像管转到显示面板。当时TCL付出的代价非常大，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也非常艰巨。这其中，关键的一点在于当时的TCL积累的技术能力不足，所以要逐步把更多资源投入到技术研发上来。”在智能制造方面，TCL要从单纯的产品制造到建立各种智能终端方面的应用。
自己在学习中反思 企业在变革中成长
在学习中反思自己，实现逆袭。李东生举例曾国藩，他说，“我比较喜欢读曾国藩，他是近代成功人士当中反思精神特别突出的，我认为这一点造就了曾国藩的成功。在中国的文化里，本身就缺乏一种批判精神。所以，反思的习惯非常有帮助。”李东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反思分两个层次，一是每天或每一小段的时间里，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另一些是一段时间需要改变，是策略调整、方法调整。因此变革和创新，就成了TCL集团的重要基因之一。李东生回忆：“我记得1998年，第一次系统提出企业创新变革，那时候针对企业要从一个小的企业向正规化大企业过渡，要建立新能力，要有企业文化、企业品牌、企业战略，这些都要首先改变大家的观念，包括我自己。所以，自己要想明白，通过某种活动在团队讨论中形成共识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变革创新作为TCL核心文化之一，是让其在每一次大的经济环境变化里，在每一轮产业竞争、迭代升级的过程中，能保持活力的原因。
面对全球竞争，TCL的战略更为清晰，是TCL发展观念的一个改变。简单讲就是要聚焦资源，集中聚焦在主营产业里。每一个产业一定要努力做到领先，这个领域做到国内领先乃至全球领先。而如果企业业务铺得太大，竞争力则很难真正有优势。
TCL的这轮变革，首先是做减法。“从2017年初到2018年中这一年半时间，集团大概重组、剥离了30家企业。而因为企业数目少了，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好像下降了。但实际上整体来讲，因为有一部分业务剥离出去了，TCL核心产业的竞争力提高了。TCL希望做完这一步减法之后做企业组织的调整，分为三个板块，终端产品业务，主要面对消费者，以品牌为牵引，每个产品力争做到行业领先，彩电已经接近这个水平，其他两个产业还有相当的距离。集团集中资源，希望在未来的时期让主要产业加快成长。”
中国竞争力发展靠实业
李东生说，在做实业的过程中，能切身感受到，中国的竞争力是建立在实业基础上的。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实业的基础，服务业将很难发展。这几年，随着国家经济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很多服务产品才能产生。
以往国外技术对中国封锁了很多年，未来可能封锁的程度会更高，会把原来没有纳入范围的技术都会纳入进去，我们自己要有能力去面对和应对这些问题。所以说，实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当然，做脊梁，压力会很大，这几年TCL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企业战略，聚焦这个领域才能成功。
据李东生介绍，这几年TCL在研发方面投入很大，去年投入47亿，以1000亿的销售规模，去年35.4亿的利润看，这个投入还是不小的。未来，还会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主要围绕智能制造的三个技术领域：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半导体显示都会持续性地加大投入。成立专门公司，专注于智能制造。从企业内部的智能制造升级开始，TCL希望把智能制造变成业务核心。
中国市场大，全球市场更大。中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增速比第二产业快，这已形成很多年了。第三产业的规模超过第二产业也很多年，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到了高水平，中国产品市场的成长也到了天花板，要实现再增长比较困难。但是全球市场就不一样，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增长很快。所以对企业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在全球更大的市场开拓自己的机会。
谈到改革开放40年，李东生满怀感恩。谈到未来，李东生满怀信心。
李东生说，未来十年，TCL要实现今年提出的目标，在主导产业领域做到全球领先，成为更有竞争力的全球化企业。TCL这个品牌不仅在中国，还在全世界更多国家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尊重。另外，TCL应该有更大的价值创造。现在公司的市值并不高，核心价值创造能力不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只要竞争力提高，业绩提高，意味着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能提高，税收、利润能得到提高。进而公司的价值也能提高，才能更好地回报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