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会通过多种形式发展商业教育

   2018-03-30 商讯中国常国良4690
核心提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商业变革与商战社会环境中,传统商人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嬗变。作为不同于传统商人的一种重要组织特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商业变革与“商战”社会环境中,传统商人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嬗变。作为不同于传统商人的一种重要组织特征,商会是近代商人的新式社团。它的成立是近代中国新式商人群体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商会在近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的渗透力,而致力于近代商业教育始终是它的重要职能。商会重视商学,这既承扬了此前商人素有关心教育的优良传统,也适应了近代市民社会下地方自治的需要,更体现了中西方“商战”背景下商业人力资源对于获取国家经济竞争力的特殊意义。

商会积极提倡商学

20世纪初,在清政府“劝办商会”、奖励工商等经济政策下,商界人士开始普遍意识到“商战”离不开“学战”,“人才为商业之要”,振兴商务的当务之急是速兴商学,培养商业人才。成立于1904年的天津商务总会就此曾指出:“自五洲互市,文化竞争以商战实以学战,培养商界后进,洵根本切要之要图也”,“值此商战时代,亟应广培人才,以宏教育,而资开通”。“商战即学战”,这几乎成为清末各商会的共识,并构成商会兴学的基本动力。苏州商务总会在1905年成立时,同样意识到“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并且表现出对速兴商学的万分紧迫感,“夫事无近功,种宜早下,急起直追,犹恐不及,失今不图,后悔已迟。学堂也,讲习所也,陈列所也,皆为商界下新种子也。使不此之务,再阅十年,而我商界之面目仍旧,恐我华商无立足之地,至时而思以教育救其弊,不已晚乎!凡我商会同人,毋再以自误者误后生,致不能争存于世也”。商会积极提倡商学,这反映了华商急欲振兴民族商业的迫切需要,也体现了近代商人的爱国意识。

基于对“开商智”重要性的认识,清末各商会成立后基本上都把“兴商学”列入组织章程。作为“天下第一商会”,上海商务总会在《暂行试办详细章程》中提出其宗旨是“联络同业,启发智识,以开通商智”,并把创设商业学堂列为日后的发展规划,“本会日后经费充裕,应随时酌议设立商务学堂,以期造就人才,兴起商业”。苏州商务总会在其《试办章程》中,对商学的规划更为周详,“本会经费充裕,应先筹设商业学堂,以造就商业人才;本会经费未裕,应先筹设商业研究讲习所,以开商智而涤旧染,俾年长者亦获祛除成见”。

商会采取多种举措兴商学

一是创办商业学堂。商会一方面直接出面创办初等或中等商业学堂,另一方面也积极帮助某些行业和实力雄厚的商人创办各种实业学堂。以天津商务总会为例,它在成立之初就将对商学的提倡付诸行动,于1906年9月首先创办商业中等学堂。在给清政府商部请求学堂立案的呈文中,它指出,“商业不兴,由于不智;不智由于无学,是学堂一项,尤为振兴商业之要著”。该学堂位于天津东马路,学堂经费来自于商会中财力雄厚的商董,学生是商会中各行商的子弟。据《天津商会档案汇编》中的《天津中等商业学堂毕业生分配情况表》显示,1908年和1910年有许多学堂毕业生直接就职于天津的各家商号,如德瑞号、万丰号、合泰号、洽源号、宝丰源号、复合珍、志诚银行、瑞林祥钱铺等。1910年的一届毕业生分配到敦庆隆绸缎庄一家商号的就有5人。天津商会创办商业学堂是经过周密筹划的。“惟学堂有中初之别,学业有浅深之分,既设商业中学,自应举办初等,以备升进之阶。”在中等商业学堂开办半年之后,它于1907年在天后宫又开办了初等商业学堂。该学堂是在商会总理王贤宾的劝导下,由商会的一些商董筹资创办,所以被命名为“天津民立第一初等商业学堂”。

除了天津外,清末其他一些地区的商务总会也曾直接创办商业学堂或商业补习学堂。江苏的通崇海泰商务总会创办了银行专科,南昌商务总会创办了商徒启智学堂,景德镇商务总会创办了陶业学堂,长沙商务总会创办了唯一学堂,芜湖商务总会创办了初等商业学堂。商会兴学并不限于通都大邑的商务总会,一些县镇的商务分会也力所能及地积极创办商业学堂。在直隶,隶属于天津商务总会的高阳、秦皇岛、磁州、顺德等商务分会根据各地工商发展的实际情况,也都办起了商业学堂等商学机构。

二是创办商业报刊。清末民初的许多商会都创办了报刊,作为自己的独立舆论工具。清末,天津商务总会办有《天津商报》,重庆商务总会办有《重庆商会公报》,济南商务总会办有《济南商会日报》,福州商务总会办有《福建商业公报》。民初,上海总商会办有《上海总商会月报》,南京市总商会办有《商业月刊》,广州总商会办有《广州总商会报》,湖南总商会办有《湖南总商会报》。全国商会联合会是全国各商会的总枢纽,它在清末办有《华商联合报》,民初改名为《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这些报刊以承载大量信息的月刊或半月刊为主,但也有少数按日刊行的日报。

商会创办商业报刊首先是认识到它在开通商智中的重要作用。“振兴实业,首以开通商智为务。而综合得失,尤以报章为要”,“商报为提倡实业、启发商智之唯一利器,商政进行,利赖颇多”。这是商会创办报刊的基本出发点。创办商业报刊与创办商业学堂一样,都是为了开通商智,二者相辅相成。天津商务总会1905年在为创办《天津商报》向商部投递的呈文中就曾指出:“设立报馆,亦系振兴商务之一端。盖以商务无报馆,不能以图远大”,“且津埠学堂林立,尤以阅新闻、开智识为要”,所以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助学校,振商务”。在办报过程中,天津商会进一步加深了对商报作用的认识,“商会为商界总枢,而浚瀹商智、鼓吹商情,尤赖报纸以介绍而沟通之”。除开商智外,商会也重视报刊在联络商情、交换信息中的作用。“商会者,众商之会也。”建立商会的基本目的就是互通声息,联络商情,以改变此前涣散不群的落后状态。商会报刊恰好起到了联络商情的桥梁与中介的作用。创办于清末的《华商联合报》在其创刊旨趣中就曾指出该报的宗旨是“以为各商会交通之邮”。

就实际效果而言,有些商会所办报刊由于定位准确,满足商界急需,因而备受欢迎。天津商务总会1908年在自述商会开办五年来功绩时指出《天津商报》的社会反响是“宗旨正大,议论宏通,迄今风行中外不胫而走者日数千叶,而我商界尤脍炙焉”。保定商务总会在给天津商务总会的一封复函中也有同样声称,“天津商报早已不胫而走,省城购阅者为数甚多。即鄙会亦以此报争睹为快”。

三是创办宣讲所、阅报所。宣讲所和阅报所在商会兴商学的各种举措中最为简便易行。天津商务总会在成立伊始,就计划把宣讲作为开商智的重要途径,“商情不协由于商识不开,本会拟延请畅通商务之人定期演说,准商人随便入听,以资开通而便联络”。对于地处偏僻之地的商务分会,它们缺少创办商业学堂和商业报刊的资金和人才条件,因而通过宣讲所或阅报所来开商智便成为更加可行的现实选择。天津彭城镇的商务分会在其《便宜章程》中就提出:“彭城地处僻壤,风气不开,见闻既属浅鲜,知识多半顽固。今拟立一宣讲所,邀请本镇官绅定期宣讲,准商民随便入听。并购各种新书新报,另置一室作为阅书阅报公所,以益知识而广见闻。”在实际举办过程中,它把阅报与宣讲有机结合起来,以适应更多人启发智识的需要,“阅报所只能广文绅之识见,不能启乡人之愚蒙。拟于每月朔望日,邀本镇官绅将各种报纸新书择其最要者,用白话演说,使乡人随便入听,得喻近今时势”。

总之,商会办学构成清末民初实业教育发展的一大特色。商会通过多种形式致力于近代商业教育,这不仅提高了华商在“商战”战场的战斗力,更提升了中国商人的素质,促进了中国商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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