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相继实施，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种要素跨区域流动进一步加速。特别是对于浙江这样既是资源和地域小省、又是民营经济和经营人才的大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成为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选择，大批浙江人走向全国各地投资经商创业，形成了数以百万计的“省外浙商”群体和相当于浙江本土经济规模的“省外浙江人经济”。为了团结和凝聚在外浙商，做强做大“省外浙江人经济”，引导省外浙商反哺家乡，促使“两个浙江经济”良性互动发展。
01
异地浙江商会的功能和作用
异地浙江商会作为以乡情乡谊为纽带、以异地浙籍企业法人为主体组成的社会自治组织，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其功能作用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提高，大致包含以下方面：
一是交流沟通的作用。在未成立商会之前，浙籍企业大都互不来往、各自为战；成立了浙江商会以后，浙籍企业和浙籍人士有了相互交流的平台，从而交流商机、互帮互助。除了商会内部交流，通过浙江省经合办搭建的一系列平台，各省际间浙江商会也加强了交流。近年来，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浙江商会还经常开展与海外浙商社团组织的交流与沟通。
二是团结凝聚的作用。商会就像一面旗帜，把会员企业和广大浙商凝聚在一起，奉行共同的办会理念，共同维护浙商形象，共同打造浙商品牌，使广大在外浙商有了自觉的整体意识和品牌意识，有了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团体行为。
三是维权服务的作用。在外浙商入会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借助团体力量维护自身权益。每个浙江商会也都把维护会员企业合法权益作为主要职能，都设有专门的维权服务部门，每年为处理维权案件开展大量工作。有了商会以后，在外浙商权益受侵犯的现象大为减少，浙商的企业行为也更为规范。同时，各地浙江商会还积极为会员提供咨询、培训、医疗、文化等方面的服务。
四是合作发展的作用。会员企业通过商会平台加强交流沟通以后，就会产生抱团合作的愿望。各地浙江商会起到了很好的整合资源、促进合作的作用。如上海市浙江商会积极开展政会合作，寻求政府对商会企业在政策、信息等各方面的支持；开展银会合作，为会员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开展院会合作，为促进会员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各地浙江商会还纷纷合股投资在当地建设标志性的“浙商大厦”，作为会员企业合作发展的载体。
五是桥梁纽带的作用。在外浙商本身就是所在地政府与浙江经贸合作的实施主体，有了浙江商会以后，更是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地把搭建所在地与浙江合作的桥梁纽带作为商会的主要职能。各地政府赴浙江招商引资都要带浙江商会会长随行，在配合当地政府赴浙江招商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天津市浙江商会每年都被评为天津市招商引资先进单位；浙江省党政领导赴外省访问或开展经贸活动，都要看望当地浙江商会代表和依托当地浙商的力量。如今遍布全国各地的浙江工业园区、浙江商贸市场，有许多是由浙江商会所推动促成的。
六是教育引导的作用。各地浙江商会大都建有党的组织，都能积极贯彻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会员企业学习时事政治、法律法规、经济文化等知识，妥善应对市场风险和金融危机，教育引导会员遵纪守法、热心公益，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七是反哺浙江的作用。广大省外浙商尽管来自浙江不同的地方，操着不同的方言，但都无一例外地热爱家乡、情系浙江，乐于为家乡作贡献。各地浙江商会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积极实施“省外浙商回归工程”，组织引导有意愿、有实力的会员企业回浙江投资发展；积极组织会员企业参与浙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捐资出力，成效十分显著。去年以来,浙江省政府还在省外浙江商会增挂“浙江产品市场拓展办公室”和“浙江省省外引进和浙商回归工作联络办公室”牌子，由商会秘书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利用商会的网络和浙商资源帮助浙江省拓展浙江产品国内市场以及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从而服务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发展。
02
异地浙江商会会长领导素质特点
组织行为学告诉我们，领导就是一种能够影响一个群体实现愿景或目标的能力。而领导素质是包括能力在内的一个领导者的综合品质。异地浙江商会毕竟是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环境中，同时又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其会长的领导素质要求，具有其自身明显的特点：
（一）与行政机关相比，具有非权力性。行政机关作为统治者意志的代表，其领导者主要仰赖法律和制度所赋予的职权，可以行使强制性、法定性、奖赏性等权力因素。而异地浙江商会会长发挥影响力主要靠非权力性因素。
（二）与企业单位相比，具有非营利性。企业是出资人以营利为目的组建的经济实体，其活动形式是生产产品、供给社会，但其动机和愿景目标都具有营利性。而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明文规定社会团体是“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因而异地浙江商会会长在行使职权时就明显缺乏企业拥有的奖赏性、资源性权力因素。
（三）与行业协会相比，具有非同业性。行业协会是某一地域的相同行业，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结成的社会团体。它经政府批准成立并具有以下职能：沟通协调、监督自律、资格审查、统计研究等，其联系的纽带是同行同规。其领导的影响力可通过实施行规、增减利益来发挥。而异地浙江商会则是以地缘乡谊为纽带组成的社团，其对会员的奖赏性、约束性要明显弱于行业协会。
（四）与历史上商帮相比，具有非专制性。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仅存在于明清两代，系指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载体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但封建商帮的存在，往往系于该商帮首领人物与当朝权贵的关系，实行攀援官府、官商勾结，以期垄断市场，谋取暴利。其对内关系，则以商帮首领意志为转移，很难体现现代社团之民主公平互利的原则。而异地浙江商会，章程规范完善，权利义务明晰，会员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是执机构，监事会是监督机构，非专制性特色明显。
（五）与国外商会相比，具有非独立性。这里的国外主要指实行民选体制的发达国家。受政治体制的影响，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有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因而考察欧美国家的商会，是由企业自愿设立和参加的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经费独立，活动自主，主要是为企业提供服务，并代表行业整体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以促进贸易发展和会员利益的实现。政府不干涉商会的活动，商会是名副其实的介于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与政府保持着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当然其组织形态与我国以地缘乡谊为纽带组成的异地商会还是有区别的。与国外商会相比，异地浙江商会带有一定的泛政治色彩。其管理，除了登记管理机关以外，还须有业务主管单位；除了社团机构本身以外，近年来还要求成立党的组织，法律和章程对商会的活动有种种限制。加上商会会长一般都享受到当地党委和政府给予的政治待遇，商会的重要活动都必须得到政府业务主管单位的允许和支持。因此异地浙江商会作为“第三部门”的独立性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03
异地浙江商会会长胜任素质现状
（一）异地浙江商会会长的产生主要有公推和竞选两种，以公推为主。即由商会骨干或发起人内部酝酿后，公推某人担任会长，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在会员代表大会上提名经选举程序当选。另一种形式是竞选，即在政府主管部门指导下成立换届小组，由符合条件的会员报名参加竞选演说，最后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投票产生。后一种会长产生的形式使用较少。从我们多年的指导实践来看，异地浙江商会会长这样的特殊岗位，还是应以内部公推、组织考察、大会选举的方式为稳妥，这样能把民主与集中、组织筛选与会员意志较好地结合起来。大民主的竞争选举，容易出现拉票贿选等弊端，且选出的会长不一定理想，还可能造成内部的不团结。
（二）异地浙江商会会长的任职要求作为业务指导单位，对异地浙江商会会长的任职条件虽有要求但不够具体详细。在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协作办《关于浙江省省外企业联合会商会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浙政办发[2007]87号）里，指出“会长应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较大的区域影响力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热心工作，乐于奉献”。显得失之笼统，可操作性欠强欠缺。在工作指导过程中，有时把关不严，仅凭个人感觉决断，广大会员也没有享受充分的民主选举权利，有的当选会长素质不尽如人意。
（三）异地浙江商会会长的素质现状及问题。目前，全国共有29家省级浙江商会，其会长领导素质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较好、一般、较差。
领导素质较好： 个人素质较好，企业有实力，公益奉献精神较强，作风民主，办事公道，有包容心，团结凝聚做得较好，在商会内威望较高； 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较广社会关系，热心为广大会员服务； 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能整合商会资源，促进会员企业发展； 带头承担社会责任，致力于打造浙商品牌。
领导素质一般： 个人素质尚好，主观上想把会长当好，但缺乏奉献精神； 内部不够协调，个人威信欠高； 基本能维持商会运转，但缺乏生机和活力； 会员没有得到很好服务，商会品牌效应和区域影响力没有得到发挥。
领导素质较差： 个人素质不行，担任会长动机不纯，自私自利思想严重； 作风霸道，独断专行，内部不和谐不团结，商会运转陷于瘫痪，社会影响不佳。
